“做一个好医生”（大家谈人生）

我的人生信条很简单，就是希望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而我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我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探究事物的根本原因，总是不停地问“为什么”。

从小时候起，我就对五彩斑斓的花朵感到好奇，想知道它们为何拥有如此丰富的色彩，这个问题曾让我思索良久。我认为，阅读、提问和思考至关重要，遇到任何事情，都必须刨根问问底，不放过任何疑问。

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精明的商人，在他离世时，我的父亲年仅10岁。祖母悉心抚养了父亲和叔叔，后来又将几位孙辈拉扯长大。我出生于1924年，家住当时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我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法式教育，小学就读于萨坡赛小学，随后进入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最后毕业于震旦大学医学院。我的职业生涯始于广慈医院。

我的家庭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例如，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组成了“仁义礼智信”，作为老二，我便被命名为振义。祖父将大量财富用于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的“万国董事会”，并资助上海医疗队前往武昌起义前线进行战地救护。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他们认为过度奢侈是一种浪费。如果发现我们有浪费的行为，他们会质问：“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身处困境的人们？”

父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培养好家中的八个孩子，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为国家效力。我的兄弟们大多从事理工领域，例如五弟王振信，被誉为“上海地铁之父”，为上海地铁的设计与建设做出了显著贡献。小时候，每周的餐桌旁，父亲都会检查我们八个孩子的学业，审阅成绩单，表现优异者给予表扬，成绩不佳者则会受到体罚。我是唯一一个从未挨过打手板的孩子。

我自幼便对科学充满热爱。中学时期，我将主要精力投入学业，但也喜欢阅读课外书籍。

我的家、学校和医院，都在卢湾区那一小片区域内。我的法语学习从小学开始。后来，日本侵略者强迫我们学习日语，但我们学校坚决抵制，拒绝学习。那时，我每天阅读《申报》，与父母一同讨论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内心充满了愤怒。

父亲性格严肃而寡言，对子女管教严厉，生活简朴，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中学时期，战乱频仍，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使得生活异常艰难。那时的我，可以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从法租界外出，穿越日军的检查站，需要接受严格的搜身检查。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有许多法国籍教师，他们多为天主教徒。他们放弃优渥的生活，来到贫穷的中国从事教育事业，这在我看来是极其了不起的。我与六位中学同学志趣相投，经常聚会，学习英语演讲，交流读书心得和新知识，我们就像一个学习小组。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能够帮助他人，立志成为一个无私奉献的好人。这六位同学对我意义非凡，我的微信名字“Seven John（7个约翰）”便是对他们的纪念。如今他们已离世，但他们的精神仍在我的微信上“鲜活”着……

我与奶奶感情深厚，她因伤寒离世，当时我还年幼，对此深感悲痛，无法理解为何名医也束手无策。这促使我立志学医。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一位孩子从事医学。我学习法语，因此选择法语教学的震旦大学医学院对我来说更为便利。进入医学院后，我并未立刻明确自己将要专攻哪个科室。后来，我主动选择了内科，自认为动手能力稍弱，但思维活跃。

医学院的课程十分繁重，但我受到老师们的喜爱。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上仅挑选了两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我便是其中之一。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我“开小灶”，病理学老师特意带我到病理科学习阅片，他本人也是一位医生，主动加班，单独指导我。我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我20岁时，与同学谢竞雄相恋。巧合的是，我们家都住在高安路，我便以女孩子独自上学不安全为由，每天接送她，从此与她相伴一生。她是儿科医生，我称她为“谢医生”，她则称我为“王医生”。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令人极度失望。我的三弟振礼因参与学生运动被捕，我为此四处奔走。振礼是我家中兄弟中最聪颖的，他仅因喜欢摄影，拍摄了学生运动的场景。我的大哥振仁，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和全家都是通过大哥初步认识了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的政策深得人心。连我的母亲都担任了里弄干部，我记得她曾手持喇叭向居民们宣传安全事项。

当时，新中国初立，万象更新，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1957年，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来华访问，其中有人感叹：“天主教所追求的，如今你们中国已经实现了！”确实如此，上海在经历混乱后迅速新生，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致力于攻克疑难杂症，同时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担任医院工会副主席。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之后又担任了上海市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代表。

当然，我也和国家一样，经历过困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逐渐认识了自己。我曾一度以为自己再也无法重返医生岗位，那时的我失去了生活的意义。然而，我只会做医生，只想救治病人。事实上，即使让我一直在农村做一名赤脚医生，我也心甘情愿。

回顾一生，我大约只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当时，为解放舟山群岛，战士们在太湖练兵，在游泳、驾舟过程中，不幸感染了湖中的血吸虫，严重影响了战斗力。我奉命前往为战士们诊治，疗效显著，因此立下三等功。

第二件事是抗美援朝期间，我奔赴东北中朝边境，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医疗服务。当时，我遇到了一种“怪病”，一大群战士出现咳血、头痛症状，被诊断为肺结核合并结核性脑膜炎，但治疗效果不佳。我细致地询问病史，许多战士提到他们经常在河汊、田垄中捕捞小鱼小虾，战事紧张，来不及煮熟就匆忙吞食。我联想到《实用内科学》中的相关记载，并在显微镜下观察患者的血痰，最终确诊为肺吸虫病。未煮熟的小龙虾体内含有大量肺吸虫，对症下药后，病情得到有效控制。部队领导对此非常高兴，授予我二等功。

第三件事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种疾病极为凶险，易引发大出血，90%的患者在两周内死亡，是全球血液科医生最为棘手的白血病亚型。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目睹年轻患者在绝望中离世，我深感痛苦。我长期研究此病，查阅大量最新文献，四处寻求药物和治疗方法，尽管屡屡失败，最终发现全反式维甲酸有效。在我妻子谢医生退休后担任儿童医院顾问时，一位危重小患者的情况让她想起我在此领域的研究，便向我求助。我告知她，经过研究和动物实验，该药效果显著且毒副作用小。在征得患儿家长同意后，我们使用了该药，孩子得以康复。更重要的是，此药价格不高，服用方便，能将“坏细胞”转化为“好细胞”，使95%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联合三氧化二砷，形成了治疗该白血病的“上海方案”，并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我因此荣获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凯特林奖，获奖评语称我为“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当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是全球百年以来引证率最高、最具影响力的86篇论文之一。然而，这并非我一人的功劳，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未申请专利，旨在让全球患者都能负担得起，并能尽快获得救命药物。当时，一盒药不到10元，总共不到100元即可治愈此病。

第四件事是“开卷考试”，我充当年轻医生的“拐杖”。80岁时，我已不再担任临床一线工作。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由年轻医生出题，我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反复斟酌，每周四到科室进行讨论。我能在两天内从近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再从中选取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这项“考试”持续了二十多年。年轻医生临床科研工作繁忙，我替他们泛读文献，精选资料，应用于临床，充当了一根“老拐杖”。记录“开卷考试”的《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已出版三册。

“开卷考试”有三大益处：一是解决病人问题，至少能取得一定进展；二是教会年轻医生如何查找文献并分析问题；三是不断学习和吸收最新信息，保持大脑活力。因此，“开卷考试”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

我必须感谢改革开放，它为我们提供了探索新知的机会。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才促成了后来重要的科研成果。

我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弟子，其中有三位成为了院士。但他们的成就并非我一人之功，而是国家和社会共同培养的结果。陈竺自身优秀，考试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陈赛娟位列第二；陈国强则担任了海南医科大学校长，在改革方面走在前列。是时代赋予了他们发展的机遇。

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抛物线。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顶峰时，接下来的发展可能趋于平缓。因此，在达到顶峰时，就应适时退居二线，将机会让给更优秀的下一代。如此一来，事业发展的顶峰将持续向上延伸，而非下滑，这更有利于整个事业的进步。因此，当年我迅速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给了陈竺，因为我知道他能够做得比我更好。

我在上海生活了百余年，但没有自己的住房，目前居住的房屋是瑞金医院为我租的，日后将归还。

今年我已102岁高龄，上天似乎将我遗忘了，但国家并未忘记我这个普通医生。2024年，我荣获了重要的“共和国勋章”。唉，我最思念的人是谢医生。她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那是2010年。她未能亲眼见证，却与我一同经历了许多艰辛。

有媒体称我为“中国药神”，这并非事实，何来神明之说？而且，“上海方案”也是集体的功劳。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仍有许多不治之症，这让我感到焦急！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人去寻找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