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通史 展现敦煌两千年风华（赓续历史文脉）

郑炳林教授因其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位1956年7月出生于陕西黄陵的学者，现任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及敦煌学研究所所长，也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特聘教授。

自2007年起，郑炳林教授带领其研究团队，致力于《敦煌通史》的编撰工作。历经17年，他们于2023年成功出版了这部共计330余万字、洋洋七卷的巨著。该书的问世，标志着敦煌学研究在中国学者手中获得了更强的话语权。

在兰州大学衡山堂，郑炳林教授仍在为研究生们讲授敦煌历史，他会通过解读简牍上的文字，探讨诸如“乌孙马、大宛马、蒙古马和河曲马的区别及其反映的区域畜牧业状况”等具体问题。他带领学生们穿越历史长河，从西汉一直追溯至近代，深入研究敦煌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居民生活习俗，即使面对研究历史的巨大挑战，他仍认为“从西汉贯通下来，研究敦煌的历史实属不易”。

“领头雁”引领，巨著终成

敦煌的玉门关与阳关，这两个声名远播的关隘，均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相近区域。关于汉代为何在此设置两关，以及在荒漠戈壁中高昂的运营成本是否被视为浪费，学界曾有疑问。郑炳林教授在其著作《敦煌通史·两汉卷》中，通过《西汉敦煌郡玉门关与阳关的设置》一节，考证了两关的设置时间和功能。他指出，敦煌自设郡之始，便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多元文明交汇之地。要全面、系统地发掘敦煌历史，必须将相关研究贯穿起来，因此编撰一部《敦煌通史》显得尤为必要。

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的提议下，郑炳林教授承担起编撰《敦煌通史》的重任。此前，他已在敦煌学研究领域耕耘二十余载，但主要集中在晚唐五代宋初的历史。为实现研究的贯通，他下定决心，要“努力让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掌握在中国学者手中！”

《敦煌通史》的编撰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郑炳林教授团队的核心成员均是他亲自培养的博士或博士后。他感慨道：“把最精华的力量用到最有挑战性的事情上，我们知道有困难，但很有信心。”在编撰过程中，《敦煌通史·两汉卷》篇幅最为可观，正文超过50万字，郑炳林教授与博士研究生司豪强一同执笔。

郑教授强调敦煌汉简的重要性，他展示的汉简释文揭示了《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中对两汉时期敦煌着墨不多的情况。甘肃简牍博物馆的成立，为他们提供了大量敦煌汉简释文，特别是悬泉置汉简，极大地丰富了对西汉敦煌历史的认知。这些汉简内容广泛，涵盖行政、军事、对外交流、交通、社会生活及私人信件等，郑教授表示，一枚汉简可能需要反复研读三十余遍，每次都有新发现。

构建框架，七卷终成

《敦煌简史》，这部由330万字《敦煌通史》浓缩而成的65万字著作，已两次加印。作为团队中的中坚力量，70后的副所长魏迎春教授，在郑炳林的指导下，与团队成员共同“立柱架梁”，不断深化通史研究。

魏迎春教授指出，编撰通史不仅在于字数，更在于系统性的统筹协调。分卷的设计并非简单依据朝代或时长，而是取决于不同历史时期史料的研究价值。“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是《敦煌通史》编撰的基本原则。

项目启动时，团队不足10人，分工成为首要难题。郑炳林教授和魏迎春教授与每位撰写者深入交流，结合各自研究专长，确定了各卷主题和执笔者。魏迎春提到，在编撰过程中，既遵循了传统史学体例，又突出了重要事件，同时努力使各卷篇幅均衡。

历时17年，七卷本《敦煌通史》终于问世。郑炳林教授总结道，在此过程中，团队在工作节奏调度、撰写方向确定、作者风格尊重、以及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协调等方面都学到了许多宝贵经验。

《敦煌通史》出版后，郑炳林团队受邀开始编撰《凉州通史》。凭借《敦煌通史》的编撰经验，团队仅用两年多时间便完成了这部十卷本的著作，并于去年底发行。

新秀探索，填补多代空白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讲师陈继宏，通过研究一千多年前敦煌文献中关于麦子加工费减少的记载，探究其背后可能反映的加工工具效率提升。在编撰《敦煌通史·吐蕃卷》时，她将各类资料汇总研究，并采纳了郑炳林教授的建议：“研究古代的日常生活，就应站在古人的生活角度去考虑。”

陈继宏强调，在官方史料匮乏的朝代，敦煌文献中的账簿、契约等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她认为，只有将自己代入古代生活，才能更真实地理解历史。为了填补研究空白，她从硕士研究生阶段便开始学习藏文，对照学者整理的文书合集，逐步构建和比对，以期“把不同时代的敦煌历史补充、接续起来，更能全方位理解这座西北城市的历史演进逻辑。”

85后副教授陈光文，负责《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该卷时间跨度最长，基础资料也最为薄弱。尽管海上贸易兴起导致敦煌在商贸和对外交流中的节点作用有所下降，但仍有许多人沿此路线活动并留下记载。西夏文资料成为陈光文研究中的一大挑战。

在学术界关于西夏管理敦煌的时间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陈光文通过重新释译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甬道南壁的一则西夏文题记，提出了新观点，成为《敦煌通史》中的重要内容。郑炳林教授鼓励他在资料和观点上“从零开始”，并要求他“每天都要保持研究状态，不能松懈，积少成多。”陈光文认为，撰写此书对他而言是一场严格的学术训练。

郑炳林教授表示，团队的研究并未止步，他们目前正在打磨“汉唐敦煌史”书稿，并计划推出《敦煌西汉史事编年》等新的研究成果。

记者手记

“精之于细”与“合之于纲”

在采访中，我深切感受到，郑炳林教授团队在敦煌历史研究上，既要有“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科研责任心，也要有把握“细节与全局”的学术功底。

“精之于细”是学术创新的方法论。七卷本《敦煌通史》，从墙壁题记到时代变迁，无不涵盖。正是学者们对每一个细节的精研，才构建了“有血有肉”的学术成果。

“合之于纲”则是博采众长、贯通脉络的方法论。这部通史凝聚了研究团队的心血，融合了多位学者的学术精华。郑炳林教授确立方向，既要求成员各司其职，又充分尊重其主动性和创新性，最终汇聚于同一学术目标，使得《敦煌通史》既精彩又引人入胜。